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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zhōngguó)，佛教中国化，对(duì)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近期入选“2024年度(niánd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le)自汉至唐，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 这座古代佛寺历经(lìjīng)千年(qiānnián)岁月何以重焕光彩？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 双塔见证千年(qiānnián)佛寺变迁 莫尔寺(mòěrsì)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kāshíshì)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shàng)。最显眼的是两座土坯佛塔，一圆一方，遥遥望去，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 “莫尔”，在当地少数民族(shǎoshùmínzú)语言里是“烟囱”的(de)意思，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模型(móxíng)全景图(quánjǐngtú)。新华社发（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尔寺(mòěrsì)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千年来虽饱受风雨(fēngyǔ)侵蚀，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的泥土(nítǔ)持续包覆，得以保存至今。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第一次(dìyīcì)去现场勘察，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余地。”肖小勇回忆说(shuō)，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cánqiáng)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但发掘不到半个月，第一座(dìyīzuò)僧房出现，让(ràng)考古团队看到希望，“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这是(zhèshì)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布局示意图。新华社发(fā)（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6年间，在考古人员手铲下，僧舍(sēngshě)、回廊式佛殿、长方形大佛殿、讲(jiǎng)经堂、厨房、储物间、餐厅等建筑(jiànzhù)(jiànzhù)纷纷浮出地面。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2条阶梯式踏道，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 “莫尔寺(mòěrsì)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罗(tuóluó)、中亚、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介绍。 新疆喀什，古称疏勒，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各色文化艺术在(zài)此地(cǐdì)融合荟萃。 肖小勇介绍，莫尔佛塔（圆塔）是高覆钵式土坯塔，采用犍陀罗(tuóluó)传统的窣堵波样式，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biāozhìxìng)建筑，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相隔约(yuē)60米，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táijī)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方塔），台基边长39.36米，仅比位于河北的、东魏(dōngwèi)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péngchéng)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资料照片）。新华社(xīnhuáshè)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gōngtú)） 一圆一方，风格迥异，两座佛塔在(zài)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 “公元1-3世纪，以圆塔为中心，附近和旁侧非对称(fēiduìchèn)分布僧房，公元4世纪以后，遗址的(de)礼拜中心变为塔、殿并重(bìngzhòng)，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jiànzhù)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讲堂、厨房和方塔等。10世纪上半叶，寺院(sìyuàn)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肖小勇(xiàoxiǎoyǒng)介绍(jièshào)，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实证(shízhèng)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延续(yánxù)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mòěrsì)遗址填补了(le)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zōngjiàoxìnyǎng)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dìyīshǒu)材料。 佛教(fójiào)诞生于印度，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shìjì)左右，从于(cóngyú)阗或疏勒传入。文献记载，西去求法的高僧，无论是(wúlùnshì)法显、还是玄奘，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残存(cáncún)于游记、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 因此，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fójiào)中心之一，由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yóuxiǎn)珍贵。 一百多年前，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此后，在我国第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pǔchá)中，遗址有了初步(chūbù)测绘等信息，但遗址范围、布局、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réng)不明确。 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zhōngguó)”重大项目以来，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yǔ)中国化的考古研究”课题，由中央民族大学(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yánjiūsuǒ)联合开展发掘。 2019年7月，考古工作队员在新疆(xīnjiāng)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新华社发(fā)（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在考古工作者的(de)手铲下，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fójiàowénhuà)遗存，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黄牛和(hé)马骨(mǎgǔ)，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多学科(xuékē)技术深度介入，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yǒuxuèyǒuròu)。 “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而莫尔寺考古系列碳(tàn)14数据结合遗迹(yíjì)遗物，提供了考古证据：在(zài)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īnjiāngwéiwúěrzìzhìqū)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 古刹探源续写交融(jiāoróng)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以海量(hǎiliàng)文物为线索，完成历史拼图，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jìxù)。 在已出土(chūtǔ)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有大(dà)量石膏佛像残块(cánkuài)(cánkuài)，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结合古籍记载，以及出土佛像特点、开元通宝(yuántōngbǎo)钱币、泥瓦、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 这是(zhèshì)新疆(xīnjiāng)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手部残片（资料照片）。新华社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文献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yúnsì)，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㟭州人士”。李文瑛介绍，莫尔寺遗址考古(kǎogǔ)发现表明，唐朝时(shí)中央政权(zhèngquán)通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当然也包括(bāokuò)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肖小勇认为，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在喀什地区形成(xíngchéng)(xíngchéng)一个佛教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与当地(dāngdì)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 随着(suízhe)研究不断深入，专家有了更多发现。 肖小勇认为，莫尔寺遗址附近(fùjìn)在(zài)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此外，莫尔寺遗址南面(nánmiàn)有直线距离约(yuē)5.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gǔchéng)遗址，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2024年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kāshí)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排水沟遗迹。新华社发（中央民族大学(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供图） 2024年10月,《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2024-2035年）》获国家文物局(guójiāwénwùjú)批复，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rìchéng)。 成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莫尔寺知名度(zhīmíngdù)日渐响亮，搭乘南疆(nánjiāng)火车(huǒchē)的旅客，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wénwùjú)党组书记、局长李军说，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jìnxíng)完整展示，全面、准确阐释其(qí)历史文化(wénhuà)价值，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研究、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有形有感有效铸牢(zhùláo)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字(wénzì)记者：潘莹、张瑜 统筹：孙闻、李欢、郭昱(guōyù)、冯筱晴